对抗疟疾的古老药品奎宁，再次成为媒体焦点。
法国专家宣称，近似奎宁的“羟氯喹”（Hydroxychloroquine）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。美国总统特朗普急躁推荐，甚至鼓励没有感染的美国民众预先服用。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（FDA），火速批准使用“羟氯喹”和“氯喹”（Chloroquine）等两种近似奎宁药品治疗新冠肺炎，造成抢购热，却造成误食暴毙惨剧，引发医界激辩。
主持抗疫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（CDC）公开唱反调，白宫首席卫生顾问更于记者会当面驳斥特朗普。《纽约时报》指出，“特朗普以疟疾药治疗新冠病毒的激烈呼吁，已使医界分裂。”面对争议，特朗普说道，他不是医生，但有“常识”。多吃奎宁即使无效，“又能有什么损失呢？”
奎宁、氯喹与羟氯喹等喹啉类药品，的确有疗效。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》，将氯喹列入治疗用药，但使用必须格外慎重。特朗普出生于1946年，在他成长的年代，人们的确习惯将治疟药片当维他命吃，每天一粒保平安，特朗普本人可能也吃过，才有奎宁多吃无妨的印象。然而，他吃的治疟药片并不是真正的奎宁，而是“疟涤平”。
真正的奎宁，以及近似奎宁的氯喹与羟氯喹，都有强烈毒性，必须按处方使用，不能一天一片。因此，了解奎宁的历史，有助于今日的全球防疫。
奎宁的发展史，由疟疾展开。疟疾是上个世纪全球第一大传染病，全球人口20亿，疟疾患者多达8亿。与新冠肺炎一样，疟疾暴发源自人员流动，而战争正是最剧烈的大规模人员流动。抗战时期，中国成为疟疾重灾区，抗日力量几乎被小小的疟原虫毁灭。因此，中国大量使用各种奎宁，甚至开发出足以替代奎宁的药。最后，当局领悟出奎宁只是治标之道，消灭疟疾需由公共卫生的全面改善着手，由此成功控制了疟疾。抗战胜利后，国内的下一个疟疾重灾区是被日本人折腾出疟疾大疫的台湾。战时防疫经验在宝岛大放异彩，拯救了台湾同胞。
抗战时期的防疫经验，在今日仍有参考价值。
20世纪的奎宁大战略
自19世纪起，疟疾成为世界病，奎宁左右了当时的全球地缘战略。
疟疾由人体带原，以俗称疟蚊的“按拿斐雷蚊”传播。疟蚊叮咬带原者，疟原虫进入疟蚊胃内，配子体雌雄交配，育成大量孢子体，进入疟蚊唾腺，就能在下一次叮咬人体时传播疟疾。在疟疾猖獗地区，居民代代染疫，体内有抗体，但外地人很难经受疟疾折磨。“问翁大庾岭头住，曾见南迁几个回。”北方人缺乏疟疾抗体，视岭南云贵为有去无回的瘴疠绝地。
更糟的是，疟蚊能适应冷热气候，全球繁衍，就连接近北极的北欧也有疟蚊。单有疟蚊而无疟原虫，尚能人蚊共存，若疟疾带原者生还故里，常造成毁灭性瘟疫。希腊、罗马都因为对疟疾猖獗的中东与非洲用兵，大军带原归来而没落。古代交通不便，疟疾传播受限。到了19世纪，轮船与铁路创造了便捷的全球交通网，疟疾一发不可遏抑。英国全球争抢殖民地，造成18世纪英伦三岛疟疾大流行。南北战争深入南方疟疾区，全美疟疾暴发。而积极开拓非洲殖民地的地中海国家，更是疟疾重灾区。1908年一年之间，意大利有2万人死于疟疾。
要治疗疟疾，必须依靠由金鸡纳树皮提炼的奎宁。但金鸡纳树异常娇贵，不易种植，成为地缘战略的无解环节。
金鸡纳树原产于南美，却只有荷兰殖民地爪哇岛能大规模栽种。20世纪初，全世界年产奎宁600吨，90%于爪哇生产，荷兰一手垄断奎宁供应。一次大战，荷兰亲近德国，德军奎宁充足，协约国却只能靠库存奎宁作战，进军东欧中东疟疾区的英法联军被疟疾彻底打垮。巴尔干半岛有16万军人因疟疾住院，埃及3.5万、东非10.7万、阿拉伯半岛2万。30余万大军患疟，东线无战事。
1929年，印度，一场面向年轻人的教育活动，演示了如何用奎宁治疗疟疾。
因此，列强争相研发人造奎宁，以摆脱荷兰的独家垄断。人造奎宁的另一个研发目标，却更是要摆脱奎宁。因为奎宁本身如同毒药。服用奎宁是以毒攻毒，非常危险。
奎宁药性强烈，直接冲击中枢神经系统。少量服用可以兴奋神经细胞，大量服用则造成神经细胞麻痹。轻则耳鸣、耳聋、眼花、头晕、浮肿、发热、恶心胃痛、味觉嗅觉失常，重则精神错乱、失明甚至口鼻出血暴毙。孕妇吃奎宁，更有流产之险。但奎宁用量不能少，因为奎宁擅长消灭分裂的孢子体，却很难根除深藏于肝脏内的疟原虫。症状较轻的“三日疟”，每天分3次服用1克奎宁，连续服用7天才能退烧。若要根绝疟原虫，还得继续服用7周。
患者疟疾虽然痊愈，却经常吃坏了胃，甚至精神错乱。但若遇到严重的“恶性疟”，奎宁对疟原虫的杀伤力很弱，只能狠下猛药。静脉注射1次注入量高达0.6克，固然可以快速消灭大量疟虫，却经常引发心脏麻痹而暴毙。
新式的人造奎宁，必须压低副作用。1928年，德国化学家制造出能有效消灭轻重疟疾原虫的“扑疟母星”（Plasmochin），但扑疟母星无法消灭分裂繁殖的孢子体，单独使用无效，需与专长消灭孢子体的奎宁搭配。扑疟母星常与天然奎宁混合，制成“金鸡纳扑疟母星”（Quinine Plasmochin）药片，仍无法摆脱金鸡纳树。
1932年，德国拜耳公司开发出类似奎宁的化学合成新药“阿的平”（Atabrin）。药片完全化合而成，能有效消灭疟原虫，对恶性疟原虫杀伤力尤强，但仍无法消灭孢子体，恰好与奎宁互补。1934年，拜耳公司再创奇迹，开发出近似奎宁的氯喹，总算能以人工合成药物消灭孢子体。
奎宁属于喹啉类生物碱，人工合成非常困难，氯喹堪称当时化学工程的最高成就。然而，氯喹沿袭了天然奎宁的强烈药性，因此德国人最终将氯喹束之高阁，专用阿的平。虽然阿的平需配合天然奎宁或金鸡纳扑疟母星，才能同时消灭原虫与孢子体，但是药性温和，更能大幅减少用药量，缩短疗程。最大副作用只是皮肤变黄，即使是孕妇也能安全食用。
美国迅速模仿。1939年，美国温莎药厂（Winthrop）成功仿造阿的平，改称疟涤平（Atabrine），更青出于蓝，开发出预防与治疗合一的防疟法。疟涤平被制成方便易携的黄色药片，官兵每天吃一片预防染疟。若仍然感染，治疗仍由疟涤平开始。轻症的“间日疟”与“三日疟”，一天三粒疟涤平，五天一疗程即可康复。若是恶性疟，才与奎宁或金鸡纳扑疟母星搭配，将暴烈奎宁的用量降到最小。美军参战伊始，火速采购2.7亿粒疟涤平，才能在东南亚与南太平洋等传统瘴疠之地作战。
至于沿袭奎宁暴烈药性的氯喹，则到二战结束后才实用化。1944年，美国化学家再次研发出氯喹，用于替代天然奎宁。1955年，由氯喹修改而来的羟氯喹问世，肠胃吸收更快，但副作用依然强烈，处方使用异常谨慎。然而，一般人搞不清奎宁、疟涤平、氯喹与羟氯喹的区别，特朗普才有氯喹可以当维他命吃的误解。
1930年代的中国，化学制药工业刚起步。欧洲列强渐渐甩开奎宁之时，中国仍需依靠天然奎宁抵抗疟疾，造成抗日战争的巨大危机。
疟疾成为“抗日救国病”
抗战军兴，华北战场节节败退，长江流域成为主战场，依恃西南各省为大后方。没有抗体的百万大军向疟疾区调动，造成疟疾大暴发。
北方军队南下疟疾区，毫无抵抗力。1938年夏末，来自察哈尔的第68军于长江边奋战，立即被疟疾打垮，死亡高达4000人。军长刘汝明本人连打两次摆子，他回忆了当时惨状：“一个连未病的，最多不过六十人，少的只三十几人。病官带病兵，扶伤掖痛，咬紧牙关苦撑苦斗……各医院早已无法容纳，又先后编组几十个收容队，分住各村休养，却无药品供应，眼睁睁看着他们病况恶化，相继死亡。”
退入大后方的平民，也饱受疟疾之苦。1938年，四川省办学生军训，来自天津的南开中学366名学生参加，132人患疟。人口迁徒使后方疟疾大暴发，连有抗体的本地居民也倒下了。
卫生署技正许世鉅记录了当时贵州农村惨状：“疟疾流行之广，为害之烈，实骇人听闻。沿途所见，几无一家幸免。田稼苦无人收割，既收割又乏人晒晒舂碾，壮丁因病不能生产，妇女因病不能起炊，教员不能教书，学生不能上学，人人面黄肌瘦。此情此景，非身历其境者，难于完全想象。更以白布围头，表示戴孝者之多，使人惊异。”
抗日战火无情向南延烧，大军深入最恐怖的滇缅瘴疠区。在怒江战线，第6军进驻一月，病倒一半，“日死20人，患者服奎宁无效”。美军顾问视察怒江防线上的主力第11集团军，吓得直接向蒋介石打报告：“在云南，军事上之最大威胁，系疟疾而非日本军队。第11集团军每周因疟疾而死亡者，约在数百以上……该方面军队所受之痛苦，实难尽述。本年夏间有某师部队7000人开入峡内，抵达后甫及三周，可以作战者只余4000人，另有一营在一夜内死亡之数竟达28人之多。87师第261团某营500人在前线一月，为疟疾所困者共260人。其中44人病亡。本月内，余目击由怒江山峡内开拔之某营队伍，大都面色黄瘦，病态外露，其中约有80人身染疟疾。”
军队是无法避免疟疾的。作战暴露郊野，夜间放哨宿营，难逃蚊子叮咬。滇南是疟疾最猖獗的地区，有抗体的老百姓还得赶在天黑前回家避蚊，没抗体的部队却固守在蚊群密集的江边，老百姓看傻了眼。
1944年，一名中国士兵在护士的陪同下，前往美国军医处采血检查是否患有疟疾。
“怒江沿岸，千百年来被视为不毛之地，瘴毒之区。农民百姓不管农忙到何种程度，在清明后中秋前，绝对不能住宿江岸。白天到江边干活，在太阳下山前必须回到山顶的家里。百姓可以趋避，而我们这些保国卫士们，不但不能躲避，还必须不分日夜守卫在瘴毒笼罩的地带，置生死于不顾，连当地百姓也为我们捏一把汗。”
第87师第261团连长赵雨林回忆道，滇南尚未反攻，疟疾就打垮了部队。“1944年初夏以后，瘴气开始光顾我们了，士兵中许多人生了病，高烧不退，烧得最厉害时，不能讲话，称之为哑病……营卫生所虽集中医治，但因医药缺乏，结果我连病死了十八名，九连死得最多，有三十多名。”
抗战时的大规模人员移动，使疟疾成为“抗日救国病”。老兵谭继禹回忆道，打摆子多见不怪，请病假只准半休。疟疾如此猖獗，只能大量使用奎宁。但军医水平不高，不分何种疟疾，开药总是一日三包奎宁粉，俗称“老三包”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。有奎宁粉可吃，已属幸运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爪哇沦陷，军人连老三包也吃不上了。
开发国产特效药
民国初年，中国已有庞大的奎宁制药产业，但国内没有金鸡纳树，制药原料仍需由爪哇进口。
天然奎宁是由金鸡纳树皮提取的粉状结晶，俗称“金鸡纳霜”，生物碱难溶于水，直接食用奇苦无比。因此，爪哇出口的奎宁，主要是裹糖易溶的“糖衣奎宁丸”。国内制药厂争相模仿，大量进口金鸡纳霜，化合酸基，使金鸡纳碱转化为易溶于水的盐酸奎宁、硫酸奎宁与碳酸奎宁，制作药片、酊剂或注射液，大幅压低奎宁成药的成本。抗战时期，不仅中央制药厂等主力大厂有能力大量生产奎宁丸，就连翻修轮胎的民营重庆中南橡胶厂，也能自制奎宁丸出售，有效压低价格。
相比之下，由欧洲直接进口的德国阿的平与扑疟母星非常昂贵。据1939年福建省卫生处调查，1元法币可买100粒奎宁丸，却只能买5粒阿的平或6粒扑疟母星。实际用药，成人每日服用奎宁8粒。阿的平每日3粒，扑疟母星每日2粒。换算成3天疗程，奎宁花费0.24元，阿的平1.8元，扑疟母星约1元。相比之下，当时卫生处雇用灭蚊工人的月薪只有法币12元。老百姓用不起阿的平与扑疟母星，治疗疟疾还得靠毒性强烈的奎宁。
抗战时期的各地政府经常免费发放奎宁丸，卫生署成立巡回治疗的医疗防疫队，于1939年一年之间使用“金鸡纳丸”615万粒、扑疟母星10万片。负责农贷的农本局局长何廉则，利用深入农村的乡村仓库与合作金库发放奎宁，“每一仓库都准备二至三个药箱，内装基本急救、医疗器材和治疟疾的奎宁”。
吃奎宁是以毒攻毒。一位撤退广西的军眷怀孕染疟，军医以奎宁丸与阿的平搭配，尽量压低副作用，总算保住胎儿，却伤害了胎儿的脑。这位伟大母亲照顾智障儿，无怨无悔七十载。这就是奎宁的可怕。
但有奎宁可吃，已属幸运。抗战时军队位于物资供应末端，常连奎宁都盼不上。即使是军医院，也没有充足的奎宁。在粤北的陆军第177后方医院，奎宁不足，只能稀释分配。“常用的见连丸（奎宁）是溶结成团的，无法分成颗粒，便按原瓶数量和所含分量冲一定倍数的开水溶解。用时用量杯再分药液，有时得到慰劳品——美国援助的疟涤平，就如获至宝。”
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攻占爪哇，奎宁来源中断。前线部队普遍以大蒜治疗打摆子。军人体力强，边打摆子边跑步，意志力有时也能克服疟疾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传统的草药土方纷纷出笼。其中，一张以“常山”为主的药方，创造了奇迹。
常山是绣球花科植物，汉代已使用根茎入药，治疗“热发温疟”与“胸中痰结”，民间俗称“摆子药”。一位善心人士在报纸上买广告，宣传常山治疟古方。蒋介石的亲信陈果夫大感兴趣，登高一呼，立即得到蒋介石拨款，召集顶尖专家深入研究，一年内完成由药理、制药、临床实验到常山种植的完整研究报告。
常山的效力几乎与奎宁相同，可以治愈各种形态疟疾，只有消灭恶性疟原虫的效力较差。当局以中央政校学生及钢铁厂工人进行临床实验。患疟学生207例，治愈198例；工人1250例，治愈1170例。“证明常山效用至少与西药奎宁相等”，副作用更是降到最低，没有奎宁刺激心脏与神经系统的缺点，孕妇也能安全服用。常山的传统缺点是呕吐。由中央卫生实验处专家冯志东主持的制药研究，精炼消除毒素，成功克服最后副作用。
大规模种植立即展开。研究报告指出，常山每亩可收成600斤，每人一次疗程用药3两。以1000万人计算，每年约需保障4000亩收成。因此以4年轮种1.6万亩较为理想。
1943年，农林部将邻近重庆的金佛山开辟为常山垦植实验区，预计种植4年之后，每年可收成4000亩。陈果夫兴致高昂，又筹组更大规模的实验室，研究狗肝治疟。然而，常山与狗肝迅速被遗忘，因为美援的疟涤平来了。
多管齐下战胜疟疾
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美援疟涤平飞越驼峰，源源而来。1吨疟涤平药片可以治疗60万人，中国从此能在疟疾区从容用兵。
得到了充足的疟涤平，国内专家进一步推广加强公共卫生抵御疟疾的新观念。各省卫生处纷纷推行灭蚊，民宅装纱窗清水沟，稻田定期换水，洼地排水填土除草，更要定期喷药。疟疾区全体居民则按户登记，进行血片检查，检验疟原虫。免费发药强迫治疗，并要求保甲长严格监视，“以不容乡民血液有原虫存在为目的”。
公共卫生与美援疟涤平双管齐下，治疟立竿见影。到了1944年，各地疟疾已普遍得到控制。然而，远在东海之滨的台湾，被日寇折腾成疟疾修罗场。
日本殖民地当局在台湾试种金鸡纳树成功，于抗战前夕大量栽种，理应有充裕奎宁平抑疟疾。太平洋战争，日军南进，虽然攻占爪哇，荷军却将金鸡纳树种植园尽量自毁。于是，日方将台湾生产的金鸡纳霜悉数充作军用，岛内防疫废弛，更下令居民贮备消防水，使疟蚊大量滋生，造成离奇严重的疫情。
光复之初，全台人口600万，120万人患疟。台湾省卫生处大量发放疟涤平控制疫情，农复会更运用战时防疟经验，狠抓公共卫生，竟于20年内根绝疟疾。
1950年代，氯喹与羟氯喹取代了天然奎宁，而奎宁在治疟之外的功效，也渐为世人淡忘。罕为人知的是，奎宁也是各种肺部病毒型与细菌型感染的克星。抗战时期的军队缺医少药，常以奎宁为各种肺部疾病的万能药。军医署1947年颁布的《军医提絜》，明定奎宁可以治疗流行性感冒、百日咳、肺结核以及大叶性肺炎。今日，氯喹与羟氯喹则显现出对新冠肺炎的疗效。
最新研究指出，奎宁类药品的治疟原理是使疟原虫的生存环境碱化，而新冠病毒进入细胞需要酸化环境，碱化同样能打击新冠病毒。假以时日，调整药性与使用法，奎宁类药品可能再次发光发热。而抗日时期由公共卫生根本着手的预防作为，也值得今人深思。